1.关于愈治

现代医学很少用“愈”这个字(动词，为适应中文习惯，以下称愈治)，而是使用专门词语“治疗”。治疗与愈治有何不同，在于所涉及的对象存在着差异。也即，“治疗的对象”乃作为客观生物学过程的疾病(disease)，而愈治对象为主观心理与社会性过程的“有病”(illness)，从更广义的角度看是一种心理上的“患病”(suffering)，愈治的重要之处在于患者主观方面的能动。愈治的基本还在于解开患者的“固执”与“囿于”，进而恢复到原本没病时的轻松状态。有病的“固执”与“囿于”，彻头彻尾就是一种主观。

愈治(愈的繁体字为癒，繁体字的文化内涵更高)，这个词包含了受宗教影响的成分，原义对象本是并非限制在医疗问题上，近年来医疗人类学也对“疾病”与“有病”进行了区分，把“愈治”(healing)定义为与“有病”的对应词。

愈治并非指治疗者所实施的单方面行为，乃患者与治疗者协同作用而取得的结果。这里最重要的是双方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或曰信条体系。也就是下面这回事：为了减轻患者主观里的苦恼，做怎样的事情才能体现价值，或者怎样的信条对减轻苦恼而有效，治疗者与患者为此需要共同参与、思考与实践。

在所谓愈治的实践中，应该留意的是治疗者方面的建构。若担当此事，治疗者要在自身的知识框架内引导患者，多听听取患者的反馈，但也很容易采取封闭式问卷方式(closed question，让患者回答yes或no)，愈治应以双方参与为原则，很有必要非常用心地采用开放式问卷(opened question不是以yes、no回答，必须要求患者叙述自己的感受)。

以生物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的发展十分迅速，现代医学的应用常被定位于医疗价值。确实，对于急诊、外伤等，现代医学的有效性与卓越性不容置疑。然而，慢性疾病、神经症、身心症等，会突如其来地让人变得不爽。这些疾患与主观有病息息相关，而此时以客观为宗旨的生物科学却不好用。以客观方法处理主观事物就等于强人所难。结果无非这样，只对疾病中够客观化的部分实施治疗，聚焦于此，其他部分则被无情地割舍了。

Engel George对现代医学的生物科学万能主义进行了批判，其引用了“普劳库录斯太之床”的例子。普劳库录斯乃希腊神话里出没的盗贼，他把抓到的旅行者绑到专门准备的床上，旅行者的腿要是长的话就砍下一截，短的话就拉长一段，以便更好地吻合床的长度，自己则从这一残酷过程中取乐。

以科学生物的万能主义为出发点，走不出所谓的“癒治”创意来。

2.关于叙事疗法的思考

近年来，叙事(narrative)一词不断且愈加频繁地出现在医疗领域里。为何渗透得如此之快，迄今的医疗界领域(paradigm)相当封闭，也许是为打破现有状态，人们在努力地尝试与外界沟通，探索新的途径。

叙事正在独自成为热词，但也应看到医学界既有的那些被作成的各种学派。据说迄今有400-800种心理疗法，如雨后春笋，很多疗法也就是其一而已，似乎都被埋没在不被人知的状态中。也即，作为新人的叙事疗法，在医疗界中可能处于数不着的位置。确实，存在着以自我叙述为特征的心理疗法派别(narrative selves)，虽然也在将此疗法应用于医疗，但其还不是发生在医疗领域的疗法。最近，英国医生T.古灵哈鲁开始了叙事法的临床应用，他非常重视以患者疾病观为中心的关于有病的叙事，他的研究向我们展示着可谓具有治疗性的基于叙事的医学(narrative-based medicine)。

3.患者的苦恼与故事

倾述苦恼，到底是怎样的事情，患者有苦恼毕竟是个人的事，不可能以平均值的方式处理每个人的苦恼，那也不是可以处置的事情。为搞清楚患者各种各样的苦恼，首先，要摆出要搞清楚的姿态和态度，必须以此为开始。但也不是听任患者信马由缰的漫然讲述，倾听者要对自己身体中的各种体验的经验进行总动员，尝试对患者的苦恼进行再构成(在自己心中组装一个与患者同样的苦恼)，这一点十分重要。绝不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在传达他人的体验，那样将是不得而知的不知。

患者体验是患者自己独自的经验，患者以自己的体验为素材，以描绘自己的体验是什么为开始，看来只能如此而别无其他方法。森冈在其专著《写生：临床诗学》(2005)中，对用“写生”概念对其所说的“描绘”进行了如下说明。“写生与原本之间有差异，伴随并通过那种差异而反复，最终却产生了可以促成为不一样(事物)的改变力(如果一样那还不如就直接照相了)。写生与被称为变性的生命过程深深相关。然而，据此不应灰心。勿论，不用说就该知道，医生考虑问题的方法存在问题，不能过于简单地一听患者所说就知道他的苦恼在哪里。是怎样的处理过程导致了变性的发生，那就是总有其他方面的存在(干扰因素)。A独自对B进行写生时，那个过程并不是把作为B的一部分做成现象，而是把作为B的一部分做成现象这个事写生下来，这才是写生根本的工作框架”(其实医生要同时扮演两个人，既是倾听者，也是旁观者)。

即，并不是患者把苦恼一股脑地直接地向医疗者倾诉完就完事，医疗者要在自己的心中再把患者的苦恼编织起来，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方法(当然，听完了却编织不起来故事，这样的医生水平不高。就如同当着钟表匠的面，顾客胡乱地把自己的钟表拆下来，结果是钟表匠却组装不回去。现实中经常有千头万绪不知从哪说起的时候，说得一团糟，而有些人的语言组织能力却很强)。

至此，如前已述，患者的苦恼毕竟是个人性的事情，苦恼最初并不是以苦恼存在着。也即，根据与人倾诉而成形的东西才可以说是苦恼(根据是指有源头的顺藤摸瓜，最终说的是瓜而不是根，而依据则是希望原封不动的照搬，据与要说的是一个东西，但现实中由于不知道全部而经常加入了个人的逻辑推理。根据与依据两个词的差别很微妙)。最初的存在应该是一种被称为混沌的情感，但那却是让人非常难受的情感状态。根据难受的同时也是被说出来的混沌这一事情，伴随这种号称苦恼的情感被编织成故事，应该是这样一种道理和过程。当故事不能被编织出来，人面对自己原本处于一种不知的混沌状态，感情受到压抑，情绪阻塞不通。换言之，可以说故事编制过程确实具有精神安全阀的功能。

一旦咨询及心理疗法有效果，那必将有助于编织故事(反之也应该成立，能够编织成故事，就有利于得到好的心理治疗的效果)，难道不是这样的结果嘛。

美国心理学者D.兰巴韬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依据此文，关于心理疗法的效果，如果以非常规范与严密的调查方法(meta-analysis)进行，与所得到的调查结果、治疗技术及其他背景的理论相关性并不高，就是是只达到15%。于是乎就给出了如下的报告：与治疗的外在要因即期待治疗结果的患者(client)的相关性最高，甚至达到了40%(患者要结果，医生要过程，对医生而言，结果是过程的自然而然)。针对这一结果，也不断地有心理疗法家提出了反论，治疗技术及理论与治疗效果的相关性很低。

然而，这些结果不正是证据吗，说明患者把苦恼以编织成故事形式的这件事，不就是具有治疗性的一件事情嘛。也即，患者进入称为心理疗法的框架内，乃在做着编织故事的事情，为编织故事，倾听者即医生的存在不可或缺。所谓心理疗法，换言之，或许就是为构筑一个可以援助患者编织故事的框架而采取的可以导致好效果的行动。随之，如果不去编织故事，或者编织不出来故事，对于患者而言，无论医生做怎样的努力去做心理疗法，很容易想象出来那个效果不会太好。

4.汤治建言

终于来到温泉话题。以上议论所导出的是，为达到愈治效果，首先必要的是要靠来自他人的关联动作，依此再而，可以说是患者主观能动地与治愈发生关系。如是，汤治方法乃最好的可以满足产生愈治效果的条件。汤治作为一种自我关怀(self-care)，乃自己对自己进行着愈治的故事。“治”这个事情，就是要有科学的根据，例如不是仅仅要以提高数据精度和改善X拍片质量为目的。关于本人有病的叙事如果没有变化，有病状况就没有得到改善。

关于汤治的好处，首先指出的是离开了常住地，那是人们专门为自己的治疗而离家。其次，在汤治场这个非惯常空间里，可以发现自己并改正自己(在异地可以兼任医生角色，以别人的眼光看自己)，与有病的自己叙事相对峙，就是为制造这样的机会而外出(与温泉有个约会)，那个叙事发生了变化，有病的叙事向愈治的叙事方向发展，变成了治愈而无病的叙事，汤治促进了这一过程。也就是汤治较为很容易诱发并形成“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条件，当然是在心理疗法范畴内讨论这一过程。

如此推进，今后日本的温泉疗法，并非是以德国为开始的如欧洲温泉疗法那样，需要专门的温泉疗法医生，确立专家制度，而是温泉旅馆主人(owner)与心理疗法师及心疗内科医生合作，在汤治场上演促进叙事的变化，必须用心的重视并推进这一方向，这难道不是大事嘛。

(原文见日本温泉学会机构誌《温泉研究》，No.9，2012)